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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科消亡，在全世界形成了一股浪潮。不少国家就面临着人文学科专业毕业人数不断下降的问题。当新冠疫情的爆发、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时，诸多高校都选择对"边缘学科"开刀。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韩国，包括中国，都在这场文科取消潮中经历着不同程度的颠簸。
01
新尝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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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科还有什么价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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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科衰退，是个全球性的问题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五分之四的成员国报告显示，过去10年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都在下降。
2024年初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《大学毕业生劳动市场统计报告》显示，薪资靠前的普遍为STEM学科
疫情期间，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教育改革，针对接受联邦资助的本国学生，大幅提高人文学科学费，同时下调"就业导向"学科的学费，旨在引导学生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专业，以促进经济复苏。
具体而言，科学、卫生、农业、数学等学科的学费下降20%至62%，商科和法律学费上涨28%，而人文学科直接上涨113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本地学生就读"适合就业"的专业，每年仅需支付3700—7700澳元，而如若选择完成一个人文学位，则可能需花费约4.5万澳元。
这在短期内，这可能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，但当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来衡量时，这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教育的基准线，也让人文学科的价值变得更加模糊。
文科还有何意义？这几乎是全世界都在反思的问题。
上个月底，剑桥大学博士生艾莉·卢克斯在X平台上分享她的博士论文《嗅觉伦理学：现代和当代散文中的嗅觉政治》顺利通过，却意外成为了攻击的对象。
艾莉·卢克斯和她的学位论文
在不少人看来，这样的研究完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，也有人直接嘲讽道："姐们儿真的写了一篇博士论文，解释为什么讨厌别人有体味是种族主义或阶级歧视耶。"
这一帖子目前已达到1.2亿的浏览量。
可以说，在一个快速数字化的社会，人文学科不仅变得越发边缘化，而是陷入了一种难以自证意义何在的尴尬境地。
03
乌托邦的终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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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2010年，俄裔美国学者彼得·图尔钦就曾预测，美国将在2020年左右经历一波政治不稳定的局面。他指出，"就业市场无法吸纳的大量高学历人群"，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博士，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。他将这一现象总结为——"精英过剩"。
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美国工作岗位变得稀缺，当然，另一个微妙的变化是，大学里花多年时间阅读人文经典、过着知识分子生活、渴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年轻人，也在毕业后发现他们曾经仰望的职业，早已失去公众信任，并走向衰落的难堪处境。
但即便如此，许多高校的人文社科教授和从业者，依然执着于某种乌托邦式的幻想，不少教授对人文学科需要更好地向学生推销自己的观点嗤之以鼻。
去年，美国专栏作家内森·海勒发表了《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》（《英文专业的终结》），引发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讨论。海勒好奇的是，过去几年里，全美范围内的大学人文学科入学人数直线下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内森·海勒发表《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》
一方面，教育成本的涨幅，总体上超过了通货膨胀。同时，中产阶级的处境，正变得日益不稳定，这迫使他们转向技术型专业。培养社会批判性思维的文科专业式微，取而代之的，是AI、大数据、基因工程等新专业，带来了激动人心的革命性力量。
学界一种批评声认为，对文科的边缘化，忽略了它在培养批判性思维、创造力和文化理解力方面的独特价值。就像美国作家库尔特·冯内古特在散文集《没有国家的男人》说的那样——"艺术不是谋生的方式，它是让生活变得更加可承受的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……都是让你的灵魂成长的方式"。
"灵魂成长的方式"，听上去多么悦耳，但对于很多年轻的学生来说，这套"过于浪漫化"的说辞，已经让人感到厌倦和悲哀。当这层瑰丽的保护膜被撕开后，人文学科还能凭借什么吸引年轻人？
2024年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数据显示，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多是文科专业
这也许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试图回答的问题。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英文系教授安德鲁·纽曼曾撰文反驳过《英文专业的终结》，但在最近与南风窗的交流中，他坦承，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，教师们确实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与职业发展建立联系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他们"欠学生的"。
纽曼还向南风窗推荐了一个名为"Humanities Works"（人文学科行得通）的网站。这个网站通过事实数据对比，试图打破外界对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刻板印象，让人看到人文学科在就业市场上并非一无是处。
然而，眼下的大环境已经迫使Z世代变得更加务实。他们的需求简单而直接：寻求稳定和回报。
尽管STEM学科依旧炙手可热，但当科技行业开始大规模裁员时，许多美国年轻人迅速将目光转向了金融行业——根据《金融时报》今年6月的报道，约27%的Z世代学生（1997年后出生）正在考虑攻读金融硕士学位，而这一比例在千禧一代（1981至1996年出生）中仅为13%。
这种务实的倾向，也渗透进了Z世代更广泛的生活选择中。在美国和欧洲，多代同堂的现象日益普遍。年轻人依赖父母提供经济支持，也在情感上寻找依靠。在财务上，他们更偏好储蓄，追求稳健的经济目标，远比父母和祖辈更为谨慎。在亲密关系上，他们倾向于推迟结婚或建立正式的伴侣关系，甚至对性生活的兴趣也明显降低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们也在开设更多的信贷额度，并且与千禧一代相比，债务水平和拖欠率更高。
美国学生贷款债务逐年上升
如果说千禧一代仍在不可持续的职业路径和低存款的焦虑中挣扎，饱受通货膨胀压力与疫情后经济冲击的Z世代则是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
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·怀斯博德发现，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，18至25岁的年轻人是感到抑郁、焦虑和孤独最严重的群体。这个数据也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（CDC）和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基本相符。
怀斯博德指出，这些刚成年没多久的Z世代所承受的焦虑和抑郁，不仅与他们过去的经历有关，更与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密切相关。
"年轻人不抱希望，"他这样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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